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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也付出4人死亡，1人重伤的代价。

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宪制社会中公民享有广泛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禁区，对防止公权力的扩张、蔓延起到了阻却的作用。

但笔者认为，该图也有一定的误导性，即还是把复杂的事务简单化，主要表现在阴阳的界限太过分明，曲线以及黑白眼睛都将阴阳界线表示的过于清晰、明确，以致呈现出的阴阳关系难免有简单化、模式化、甚至僵化之嫌。物极必反不是立刻实现的，阴极而阳生，此时阴开始衰落，但衰落的阴仍然占主导地位。[2] 杜维明著：《中庸洞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阴阳鱼之间是用曲线（而非直线）分割开的，显示出阴阳之间转换的规律性和复杂性，阳根于阴，阴根于阳，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此消彼长……。[1]从字面上看，中庸由中和庸两个字构成，宋代的思想家程颐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其二，阴阳比例的不同决定了事物的性质。[27]和谐不一定绝对就好——可能是下坡路的开始，不和谐也不一定就绝对不好——可能其中孕育着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但和谐是相对的，不和谐是绝对的，那种极其美妙的阴阳和谐状态难得一见。

只讲极端的两面而不讲其中间的许多面，也是片面。当这些条件不具备、不成熟时，简单地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可能进入认识误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彻底、深刻、全面地反思传统文化是必要的，其中有过激之言也在所难免，但经过近百年之后，现在或许需要我们对这种反思再做反思，由偏激的彻底否定转向理性的客观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尽量努力地接近中庸，至少避免走极端。

5、简化甚至忽略矛盾转换的漫长过程。[17]一些知识分子的挑剔、尖锐、刻薄，的确很不中听，但这些逆耳之声对于社会有一种平衡的作用，可以防止和平时期的人们平庸、懈怠、麻痹、自满。

对政府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还有模棱两可的声音。其四，阴阳转化有一个过程。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亦呈现出推倒一切重来之势，似乎总想从头开始，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鸡蛋因有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温度本身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但鸡蛋没有适当的温度也不能变化为鸡子，在此我们不可忽略条件的不可或缺性，次要不是可有可无，结果往往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王键、张光霁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火克金也一样，真金不怕火炼，金刚遇烈火才能成大器——烈火金刚铸就的是一种辉煌。马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只讲人治之弊也可能使人误以为人治一无是处，而当人们一旦发现人治之利时就可能茫然失措，转而为人治唱赞歌。

关于表现阴阳关系的太极图，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其中以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最为流行，如图1。[13] 杜维明著：《中庸洞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英文版第一版序，第17页。

[5]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和谐是阴阳关系中的最佳境界，即《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反之没有金克的过旺之木犹如野藤杂草，恣意蔓延，任意攀爬，难担大用。矛盾尖锐对立的社会状态确实是存在的，世界上许多文明都曾经经历过特殊历史关头，那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文明面临死亡，经受煎熬，然后再生。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放在第一位。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是事物发生质变的时刻，但这种质变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极（积累）就是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质的转化。阳开始上升，但上升的阳此时还处于微弱状态。摘要:  中庸由中和庸两个字构成，其核心是中，即不偏不倚、缓急得中。

这种制约与被制约的力量应当大致匹配，制约不足将难以驯服权力，制约过头将发挥不出权力的应有作用。[32] 4、宪制文化主张权力与权力的平衡。

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个体自由，但这种自由仍然不可能没有边界，关键在于找到界限，把握好度。……适当强调舵手、太阳的突出地位未尝不可，但将其突出到绝对化、唯一化，完全无视其他因素，则是荒谬。

关于先秦儒家对中庸的解释，还可参看晁乐红著：《中庸与中道——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先秦儒家之中庸》。因此即使面对一个腐败的官僚体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也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尤其是不具有良好的实效性。

其实在这样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还有许多中间状态，如从生到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婴幼儿时期许多器官都在不断地生，中老年后这些器官都在逐渐地死。[13]阴消阳长，阳消阴长作为一种动态平衡，具有许许多多个面，动荡运动可以有各种形态，包括急剧变异和微调变更，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实用理性的传统辩证范畴中，质量互变更强调不停歇的运行、变化，而并不特别着重质变、飞跃，虽然不否认变化的积累可能造成巨大的‘革命（质变），但这种‘质变是否打破和否弃‘阴阳互补、‘和而不同，从‘度的本体性角度看，却得不出这结论。中央与地方分权，彼此都要受宪法和法律制约。[11]可见中庸之道是和，不是同，一个阶级消灭敌对阶级、改造其他阶级，追求的是同，而不是和。

如把多因一果、多因多果、一因多果等复杂现象统统归结为一因一果，虽然没有犯将次要方面当作主要方面的错误，但是抓住了主要方面却又忽略了次要方面，名曰抓主要矛盾带动次要矛盾，实际上是以主要矛盾代替次要矛盾，甚至只讲主要矛盾不讲次要矛盾。五四之后西化论盛行，反传统成为时尚，知识精英们口诛笔伐，传统文化的负面意义被大肆渲染。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个面，既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这比只讲一面性显然要科学，但我们有时候往往过于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夸大对立性，把对立性加以绝对化。一些反对改革的人只强调改革带来的弊端，一些拥护改革的人只论证改革的益处，二者都不能从正反两方面、甚至多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的利弊得失。

把矛盾的统一性解释成矛盾双方无彼也就无此，其实还是在重点强调其对立性，是对丰富多彩的、和平共处的、均衡或大致均衡的、和谐或基本和谐的诸多共生共存的统一因素视而不见。‘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

倒是洋人华盛顿自觉不连任第三届美国总统之行为显示了其对度的良好把握，以及把个人置于制度之下的宪制思维。也不能主要靠社会风俗、习惯来控制（礼治），更不能靠某个单位、某个领导来控制（家长制），而是需要人民选出的立法者确立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法治），只有法治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并保障自由不被滥用。一个社会到处是不满、牢骚、怨气，这个社会可能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此时需要的是耐心细致地梳理乱麻，一环一环地解扣，切忌愚蠢地掩盖，简单生硬地高压，或图一时痛快地彻底砸烂。其一，万事万物有阴有阳。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专制的旧世界，但远没有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的新世界，世人普遍感到民国不如大清。因此金克木、火克金只要比例适当，也是一种和谐。

杜维明教授将庸译做commonality（普通性或普遍性），意在强调其日常性，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16] 薛晓源编：《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  杜维明、范增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首先应当澄清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的区别，明确二者的法律依据、权利基础以及计票方式的差异。信息社会的科技进步是把双刃剑，对智能技术的运用若不能以法律加以规制和防范风险，极易滑向恶的深渊。